一、霸道政治、王道政治和强道政治

中国历史上的统治可分为这么三种类型：霸道政治，王道政治和强道政治。霸道政治就是奉行法家的主张，按孔子的说法，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以严酷的律令来建立社会秩序，不搞“说服教育”那一套“温情脉脉”的东西。霸道政治的合法性是纯之又纯的暴力征服。显然，霸道政治的产出很低，维持成本又太高，因而很短命。在秦用霸道政治统一中国完成其历史作用后，就失去生命力，被统治者弃之不用。而代之以“王道政治”。

王道政治就是奉行儒家的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人为本”。一方面驯服民众对统治者的服从，一方面规劝统治者要取之有度，不要竭泽而渔，不要失去了民心。但事实上，“王道政治”必须以霸道为基础，没有“大棒”在手，“胡萝卜”显然没有效果。“霸道”可以不需要“王道”，但“王道”必须要有“霸道”。所以其统治的合法性首先仍然是暴力，二是民生。相对而言，“王道政治”就要长命些。基本上，秦之后的朝代都实施“王道政治”，而且每个朝代的命数都比秦要长。但奉行“王道政治”的统治也免不了覆灭，原因在于儒家的规劝不是强有力的制约，对统治者的约束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衰减。当统治者的贪欲对民众剥夺过度，儒家对民众的驯服和对统治者的规劝就显露出虚伪性，最终，“王道政治”就会演变成“霸道政治”，然后王朝覆灭。

在中国遭遇到西方之前，中国人的自我感觉良好，即便深陷于“王道政治”周而复始的循环中，也没感觉到有什么不妥。但被西方列强打败后，就引发出一个如何从失败中恢复变得强大的目标。继而，统治者有了一个新的更优先的合法性，即强国，可谓“强道政治”。相比于“王道政治”，“强道政治”更接近于“霸道政治”，清末以来的所谓富国强兵，它不怎么在乎民生，而在乎是否能够与其它国家抗衡。事实上，它是以牺牲民生来换取强国的。因而，实际上它也不是真正为了“强国”，而是为了”强权“，即通对内的残酷剥夺，将资源和力量集中在政权手中来实现与其它国家相抗衡。这完全是南辕北辙。因为从理性出发，人们之所以反抗其它国家的侵略和损害，是为了不再受到损害，而不是为了受到更大的损害，以换取统治者为所欲为。

二、王道政治

“王道”和“霸道”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对重要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可用“王道”和“霸道”来解释传统政治的所有特征，也可以说王道和霸道就是古代帝王之道。在传统政治的框架中，王道荡荡，象征传统政治“光明正大”的一面；霸道浩浩，象征传统政治“威权统治”的一面。从现代政治学的观点看，王道和霸道都没有“合法性”，但有其历史的合情合理性和文化正当性。无论是王道还是霸道，都是君主政治，而非民主政治，而且中国传统政治并没有沿此道走向现代民主。

东周之时，天子衰弱，诸侯强势崛起，所谓礼崩乐坏，礼乐征伐本出自天子乃是王道，霸道政治乃是指礼乐征伐旁落自诸侯出。当然孔门儒家所谓王道不是单纯指君王之道。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意思就是借助权势和武力，但却打着仁义道德的口号的政治主张叫做霸道，实施霸道则必须要拥有强大的国力。而王道则是真正以道德政治为核心去实施的仁政，实施王道则无所谓国家的大小了。

王道是以道德来推行仁政，在王道政治的视角下，国家没有明确的分界，天下没有列国，没有霸主，没有扩张，有的只是百姓。王道政治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天下大同，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而王道政治的统治观则是通过以德服人而求得民心所向。

孟子举例说：“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商汤以七十里之地起家而建立商朝，文王以百里之地起家，经文、武两代而推翻商朝建立周朝。依靠武力去征服称霸，人们表面上屈服，但心中是不服的，而以道德去服人，别人是会信服的。

就例如孔子门下的七十二贤人，孔子一生没有获得过真正的权位，而相反其弟子们都在各国担任官员，但弟子们都仅仅追随孔子，哪怕孔子落魄如丧家犬一般也从未离弃，这就是以德服人。其实在全国总人口不到两千万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门下弟子达三千之多，而且多数都在诸侯国中任职。这些弟子都是誓死追随孔子的死士，如果当时孔子振臂一挥，其依靠弟子的势力绝对是可以称霸一方的。但孔子始终坚守初心，以身作则践行儒道，以平民之身推广仁德，从事教化工作，真正是心怀救苍生于水火的圣人情怀。所以西汉刘安也称赞孔子：“专行教道，以成素王。”素王，也就是永垂万古的真王。

王道政治任德不任力，依仁不依霸，强调以德服人，以仁治天下，但不等于说王道政治是无力的，王道政治是拥有力量的政治，它的力量是靠自身以德服人的理念获得的。道德的力量是一种比物质力量更伟大更持久的力量，能够“悦近来远”，而物质力量做不到。

但王道政治“悦近来远”，不是推行王道政治的人刻意追求力量的结果。如果刻意追求力量，就会出现为善的目的而使用不善手段的情况，这就与儒家的根本理念相冲突，会给霸道提供一个可资凭借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王道政治的义理内涵与马基雅维利主义和革命理论不同，马基雅维利主义认为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这种观点为后来的许多革命意识形态接受，他们认为，历史必然性所昭示的善可以通过不善的手段来实现，从而使专政暴力变成了善，并且理直气壮地实行，这就是黑格尔在谈到所谓“历史理性”时说的：向伟大目标飞奔的烈马践踏几朵无辜的小草不足为奇。刻意追求力量会陷入功利的计算之中，这是王道政治所不为的。苏联的兴亡正是霸道政治的体现，苏联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对外输出革命，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对东欧各个国家的强力控制，极大消耗了国力，最终走向了盛极而衰的命运，不可不让后世强国引以为戒。

王道政治是一以贯之的，其目的和手段是一体的，绝不以目的之善来使手段之恶正当，即不会用恶的手段去实现善的目的。因为处心积虑违背道德蓄意追求权力与力量是恶，王道政治宁愿放弃善的目的也不会用恶的方式去追求善。这就是为什么儒家人物在谈到王道时经常说，行一不义、杀一无辜得天下而不为。

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但对纣王仍然称臣，并未处心积虑地追求力量击败纣王。他因为实行仁政处事公道获得天下民心的支持，又顺应天下民心推翻暴君收拾天下。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天下民众归往他，就是把天下的力量交给了他，他获得了天下的力量，所以我们说王道政治就是最有力量的政治，因为天下的力量就是最大的力量。民众把天下的力量交给了他，让他能够击败纣王，实际上就是把天下交给了他，而不是他去蓄意夺取了天下。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圣王“有天下而不与”，“不与”就是不处心积虑蓄意追求权力与力量。

百姓是国家的根基，国家的钱如果全都攥在皇帝的手里，百姓没有钱，那不是真正的富有。唯有把钱分给百姓，让百姓手里能够攥着钱，那么国家的根基才足够稳。举个最典型的例子，比如明代自万历朝开始，皇帝便成了守财奴。

关外后金作乱，国库连二百万军费都拿不出的时候，皇家私库是有近亿两的白银的，当时的官员恳请皇帝用私库资助军费，但被皇帝一口拒绝，反而要求继续加重百姓赋税，从百姓身上搜刮，逼得百姓只能起兵造反。这等于直接毁掉了张居正一条鞭法带来的中兴，也直接埋下了明王朝灭亡的恶果。最终李自成打入北京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几代皇帝守了几十年的金银全给了别人。

所以到了清朝，康熙帝吸取明末的教训，始终沿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而且严禁后世子孙加重百姓赋税，这也就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基础。孟子不屑自比管仲，而且认为帮助齐国称霸“由反手也”，像反手一样简单，也并不是吹牛。

纵观我们中华历史，真正称得上王道政治的其实只有三皇五帝时期的上古帝王，到了禹之后，至此“公天下”社会正式变为了君王一家独尊的“家天下”社会了。而随着历史的前进，政治精神经历了夏、商、西周三代千年的时间，到了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王们便近乎完全痴迷于霸道，而没有人再关注王道精神以及儒家所提出的大同社会的理想了。

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和管仲，管仲自拜相以来反对空谈，踏踏实实发展经济和农业，让齐国国力大增，而同时打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敬”，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这就是典型的“以力假仁”的霸道路线。这套政治路线虽然为孟子所不屑，但却不得不承认其有着很强的实用性，所以这套路线一直被后世君主所沿用。比如汉高祖刘邦、魏武帝曹操、明太祖朱元璋等等。

甚至当代的一些强国，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另一方面一直以“自由民主”的口号大搞意识形态分歧，其目的无非是想在全世界拉起山头，向我们对准矛头，这便也是“以力假仁者霸”的霸道路线了。

看看现在的美国就知道了。美国霸权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恰恰又证明了王道胜过霸道。而反观王道政治，王道是以道德来推行仁政，在王道政治的视角下，国家没有明确的分界，天下没有列国，没有霸主，没有扩张，有的只是百姓。王道政治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天下大同，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而王道政治的统治观则是通过以德服人而求得民心所向。现代无数哲人总结中华文化是早熟的文明，孔孟等圣人的思想有着超越几千年历史的高度，王道思想只有到了近代现代国家诞生以后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上世纪初，已进入人生暮年的严复，回望一生。他将

赫胥黎

的

《进化论与伦理学》

引入了中国，激活了中国的霸道政治。而在晚年时，严复却说，

“回观孔孟之道，真量通天地，泽披寰宇。”

三、霸道政治

金融危机的蔓延、恐怖主义的流行、国际难民的增多、网络攻击的频发、生态环境的恶化，特别是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已充分证明各种重大风险的全球化进程正不断提速。而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以民族国家为机构建制的西方霸道性政治体系，在求解上述问题的过程中暴露出诸多弊端。这种霸道政治的本质特征以对人性罪与恶的深刻洞悉为前提条件，采用效率和功用最大化的手段与方法，最终获取个人、集团或国家的至尊权力。与之相反，王道政治则以人性的可塑性为前提条件，主张通过和平共处，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在人类全球化进程跌宕起伏的今天，如何打破西方霸道政治的铁律，在大力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真正实现王道政治的价值追求，已成为国际社会各个主权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在西周末期，以宗亲伦理为基础的王道政治秩序开始被破坏。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开始，中国政治进入了诸侯“称霸”的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的各个霸主还打着“尊王扶夷”的旗号，周天子仍是诸侯可以利用的政治资源，因而也可得到霸者的某些支持，楚庄王的“问鼎”被视为非礼的表现。这显示了周初确立的宗法政治伦理与分封建国的做法在保持政治秩序方面仍有一定的约束力，但“称霸”现象的出现，表明“荡荡”的王道已开始为“浩浩”的霸道让路。

以赵、魏、韩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为标志，中国的政治逐步走向各诸侯国蔑视周礼、“争雄称王”的战国时代。不但诸侯国的“公”先后皆称“王”，周天子的继承也多次出现过叔侄和兄弟间弑王自立的情况，宗亲伦理的政治约束力大为松弛。相对于“春秋”时代，“战国”的名称形象地描述了中国政治彻底背离“周礼”、走向“霸道”的时代特征。争雄的各诸侯国相互间攻伐兼并，除了实力和权谋，已没有什么“礼仪”可以规范他们的政治行为了。

王道崇尚仁义和礼制，道德的标准高于事功的追求，重在通过争取人心归附的途径谋求社会的长治久安。王道思想是由儒家针对霸道的政治理念和行为而提出的政治主张。“尊王攘夷”的霸道虽然功不可没，但其间搀杂了太多的私利，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因而被孔子讥为“不知礼”，还批评管仲“小器”。孟子见齐宣王，不言“齐桓、晋文之事”，以示其“贵王贱霸”的立场。实则是认识到霸道不足以从根本上救治春秋战国时代礼坏乐崩，战乱频仍的衰乱局面。

而奉行王道主张，并非就不计利害，轻忽功利，而是将功利建立在更加符合人道更为深远合理的坚实基础之上，最终目标，仍然是要“一天下”，在更大的范围内建立适合人类生活的理想政治环境。王道虽然难行，但其学理已经深入人心。致使是兵家也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和“怀敌附远”为战争的最高境界。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春秋时代，即使霸道也须假仁义而行，五霸在以力服人的同时，尚能以尊王攘夷相号召；至战国法家的霸术，则武力之外，已经不再需要任何理由；但行王道者有理也必须有力，不然天理或正义仍难得以伸张。霸道崇尚权术和武力，推行快速地“强国之术”，其所标榜的原则宗旨并非不美，但往往只是对内盘剥对外掠夺的旗号，惑人耳目的幌子而已，目的全不在此。即以春秋五霸的霸业而论，其效果也仅是部分地伸张正义，达到国际间局部和短期的安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纷争造成天下太平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霸道的政治理念和方法，为法家学派所继承和发展。

春秋五霸的兴兵约盟，尚能以信义矫世，至战国法家，则全变成以智术欺骗，武力征服的方式，帮助赢秦达到“囊括四海”“君临天下”的目的。中国向有崇尚“大一统”的思想观念，但是怎样实现大一统和实现怎样的大一统，却是更为原则的问题。因此历史上对此一结局的评价始终是毁大于誉的。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齐桓晋文的霸业，有别于法家的霸道，而与王道有共通之处，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需要，做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但其将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更多地定位于本国的利益之上，缺乏更为高远的政治理想，因而最终不能保持其霸权事业的存在。对此，宋儒吕祖谦评议说：“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强而止于强，必不能保其强；霸而止于霸，必不能保其霸也。”“强而止于强，霸而止于霸，是特安于小耳”，应该扩大胸襟，提高政治境界，“进霸而至于王，极天下之所期”，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为期许，才是应该追求的最终目标。

纵览后世历史，在中国历次统一过程中，凡能“吊民伐罪”的王者之师，往往都是由图强而称霸一方并进而成就其王道伟业的。虽然王道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天真正实现过，所谓的“太平盛世”多属“霸王道杂之”或“阳儒阴法”、“儒表法里”而已，但人们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一政治理想的追求。

纯粹的理想只存在于学理之中，只可用为实践的指南和评鉴的标准，而不可视为唯一的通途。鉴于历史的现实，是否可以如此认定春秋五伯开启的霸业，即其可以经过转化而成为实现王道政治的一个基础，一个必经的发展阶段。历史上的儒家不是也提出过“逆取而顺守之”的妥协方案吗？其目的也许正在于给奉行霸道的政治家留出一条改弦更张的自新之路。因此不能将春秋五伯对霸权的谋求，与法家纯任“法、术、势”完全损人利己的霸道混为一谈而一概加以否定。

由此可见，霸道是君王之道，而王道其实是百姓之道。那么问题就来了，有几个君王愿意让利于民去实施王道呢？恐怕真的没有，这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孟子周游列国推行王道政治始终没有受到君王的采纳，因为孟子所面对的是封建时代君权和民权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直到近代才被解开。当然，这是用当代视角进行的分析，当时的孟子显然是没有意识到的，他一心希望能够说服齐国君王，能够推行自己的王道路线，进而还天下百姓一个大同社会。

四、王道政治与人道政治

在中国遭遇到西方之前，中国古代王朝的治国文化实质上是外儒内法，帝王统治之术，王霸道杂之。但被西方列强打败后，就引发出一个如何从失败中恢复变得强大的目标。继而，统治者有了一个新的更优先的合法性，即强国，可谓“强道政治”。相比于“王道政治”，“强道政治”更接近于“霸道政治”，它不怎么在乎民生，而在乎是否能够与其它国家抗衡。事实上，它是以牺牲民生来换取强国的。

几千年的王朝实践，圣人们提倡的王道政治成为大多数帝王的遮羞布。事实证明，几千年的霸道政治、王道政治和强道政治都是行不通的，不能给人民带来自由和幸福，不能实现社会的公正公平，不能保障社会的安全。这三者都是“主权在君”理念下的产物，不是“主权在民”理念下的产物，是“君道政治”。在“主权在君”下，民众对统治者是服从“霸道”、拥护“王道”和奉献“强道”，而在“主权在民”下，民众对统治者是授权与同意，这样才有强制的约束力。

拥护与同意虽然都表示民众对统治者的一时的真心认可，但在权力的来源上却大不相同。在“拥护”下，统治者是自我授权，而在“同意”下，是民众授权。

“主权在民”理念下的政权和统治才能始终而真正地符合人民的利益，是“人道政治”，王道政治作为中华政治文化的最高理想，一直都是历代文人士大夫的追求，在现代的中国，在“人道政治”下如何成功的实践王道政治是对后世智慧的考验。